2023年5月2日下午3点，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，一对年轻男女走进了县城里一栋居民楼。
电梯一进一出，两段视频，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。
他们本是刚订婚的情侣，男生27岁，女生24岁。前一天办完订婚宴，案发当天的午饭，也是两家一起吃的，按照大同风俗，女方回请男方，叫「请女婿」。吃完午饭，他们进入的房子，是男方准备的婚房。但就在当晚10点52分，女生报警，电话里她说，自己被男生强奸了。
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在公安局做笔录时，双方陈述了各自的版本——他们到达房间后，因为忙订婚太累，两人睡了午觉。5点左右，男生提出发生性关系。至此，说法出现分歧。
女生说，她拒绝了这个提议。他们之前约定过，拒绝婚前性行为。为了抵抗对方，她躲到房间榻榻米床的角落，对方抢走了她手上的被子；她大喊大叫、踢衣柜，男生让她别叫；她躲到窗帘后面，男生一把揪下了窗帘。强行发生性关系后，她想走，男生不让，她为此点燃了房间的柜子、客厅的窗帘。男生去检查火的时候，她跑出房门，电梯不来，她就从消防楼梯往下跑，跑了一层，男生就追了上来，「我大喊救命，但是没有人理。」
但男生说，女生当时没有任何抵抗。至于点火、逃跑，是她事后情绪不稳定。
几个月后，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男方席某某违背受害人的意志，构成强奸罪，判刑三年。为了回应舆论质疑，阳高县人民法院还发布了一份《答记者问》，法官解释了判决的原因：双方虽已订婚，但女生明确表达过，反对婚前性行为。案发这天，男生还是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。「虽然事后双方有协商的情节，但不影响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。」
法官的讲述，也认定了女生的说法——事后，她情绪激动，实施了点火烧卧室柜子和客厅窗帘等行为，还逃出房间，通过步梯下至13层呼喊救命，后被强行拖拽回房内。
期间，她的手机被拿走，直到回家途中，母亲打来电话，她才重新拿回手机。
很难说清楚，这对情侣对彼此有多少了解——从2023年1月30日相亲，到2023年5月2日案发，他们相识还不足100天。
男生席阳，27岁。他家在阳高县龙泉镇的一个村子里，两间平房，两张大炕，父母种地，种玉米，还养了上百头猪。他有个姐姐，大他好几岁，已经结婚生子。很自然，他一直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。他母亲甄丽讲，「我们家孩子是老小，家里的事不用他操心，就活得自由自在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」
他家的话事人是他妈妈甄丽。甄丽短头发，和丈夫浓重的口音不同，她能说普通话，和她打交道，能感觉到她的温和有礼，里头也有强势。甄丽不爱社交，平常埋头在家干活，「不好出门」，所以没人给儿子介绍对象。2022年年底，她找到了县城的一家婚介所，把席阳的资料，交给了媒人孙桃花。
没过多久，孙桃花打电话给甄丽，说有个女孩，「很适合你家儿子」。这个女孩，说的就是朱斐。
朱斐，1999年出生，当时23岁，刚刚大专毕业。她也是阳高县本地人，和妈妈住在县城的平房里。朱斐的相亲资料，也是妈妈递过去的——她年纪小，没想着找对象。这之前，她在太原读书，在山东威海实习过一年，又到太原工作了一阵。2022年底，疫情严重，妈妈让她辞工，回了家。
2024年1月，阳高刚下过雪，气温接近零下20度。在朱家院门口，我见到了朱斐的妈妈。她今年62岁，长头发，白发一缕缕。她说，自从「出事」之后，女儿受了刺激，精神不稳定，所以她没办法邀请我进门。我们裹着袄子，站在院子里，在呼出的白汽里说话。
她告诉我，朱斐3岁时，她和前夫离婚，3个儿子归丈夫，女儿归了她，跟她姓。她管得严，女儿从来没谈过恋爱。「我经常教育孩子，咱们到什么年龄，办什么事。咱们是学生，不搞对象」，「她胆子小，怕得不行，就怕遇上渣男」。
等到朱斐大专毕业，她想法变了——她过了60岁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有萎缩性胃炎，睡眠也糟。她想赶紧「给孩子安排个合适家庭」，万一自己哪天有什么闪失，女儿结了婚，她也安心。
2023年1月31日，席阳和朱斐，还有两位母亲，四个人在婚介所见面了。这就是相亲。
席阳和朱斐，还有两位母亲，聊了一上午，一起吃了午餐。第二天，席阳邀请朱斐出去玩。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，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。
甄丽看得出来，儿子喜欢这个姑娘。之前他也相亲过，但没成功，「（这次）一相就相中了，我还觉得挺好的」。
认识第6天，也就是2023年2月5号，席阳向朱斐提出了一个彩礼的方案，18.8万，包五金。他让朱斐和母亲商量，朱斐表示同意。18.8万这个价钱，在当地算高，但也不算太夸张，为了儿子能结婚，家里咬咬牙掏了。朱斐的母亲也说了，彩礼她不留，婚后会让朱斐带回小家。
但关系进展太快，一边谈着彩礼，朱斐也表现出了犹疑和不确信。她大专毕业，觉得在阳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本打算过完年，就和同学一起去西安工作，票都买好了。她还打算走，意味着这段感情在她心里的分量没那么重。
席阳挽留她，让她留在县城工作，她没有同意。但出发前夜，她母亲拦住了她。母亲的意思是，她既然相亲了，找了个对象，就不要再出门了，留在阳高好好恋爱，在本地找个工作也行。
朱斐最初很难接受，她在微信里跟席阳抱怨，阳高的工作机会少。席阳建议她去做淘宝客服，或者去移动联通营业厅工作。她找到一个招聘信息，发给了席阳，是县城一家公司招聘办公室人员。
交往时，他们呈现出不太一样的爱情观。甄丽说，她儿子比较大男子主义，挑选对象「也很严格」，浓妆艳抹的、穿衣服露肚脐眼的女孩，他不喜欢。他挣得不多，但却说，只要朱斐愿意，她可以不上班，他来养家。甄丽问他，朱斐人怎么样，席阳说的是，「收拾屋子啥的，这方面还行」。朱斐也在微信里问过他，哪个瞬间对自己心动？他说的是，看到朱斐为他整理好卫生间的洗漱用品，他很感动，还拍了照片。但这个答案，朱斐不满意，她说，你娶的是老婆，不是保姆。
性，以及两个人关系的尺度，在他们交往的三个月里，始终没有达成统一。
认识半个月，朱斐就在微信里明确告诉席阳，「咱们也说好，拒绝婚前性行为」，席阳回复了一句，「领证了就是夫妻了啊」，发了三个捂脸的表情。但朱斐的语气很认真，「不出轨，不家暴，不骗我，给我撑伞，别到时候撕烂我的伞」，「想好，结婚是很认真的事，别一会一个样」。
但男方母亲甄丽，愿意相信另一个版本的故事。案发后，她在网上发帖求助，说席阳与朱斐相识后不久，就去过县城那间空置的婚房，因为她有一次去，看到门口拖鞋的位置动过了，床上有两床被子，床单上有女生的长发。她当时挺高兴，觉得两人感情好，是好事。但后来，她这个说法逐渐演变成「他俩同居过」、「他们都在一个被窝里睡过」——案发后，男女双方的笔录都显示，他们此前未发生过性行为。
这3个月里，钱，是双方之间另一个矛盾之源。
席阳与朱斐的聊天记录里，常常谈到钱。认识第一周，他们就在讨论彩礼的价格，当地习俗要给新娘买新衣服，衣服该是多少钱，婚礼时上车、下车又是多少钱，婚戒多少钱……男方应下了18.8万的彩礼，但甄丽说，她家养猪，猪价不稳，收入也有大小年，平均下来一年大概能挣六到十万，这几年花得多，彩礼家里一时拿不出来。订婚时要先给十万，家里没有，她问，能不能先给58000元，朱家不同意。最后甄丽卖了34头猪，又找席阳的姐姐借了3万，凑了10万。
另一个争议是房子。席家为儿子准备的婚房，是席阳单独所有，2023年4月，朱家提出，想在房本上加名字。对这个要求，甄丽不舒服，觉得他们要得太多了，但也不好意思撕破脸，怕婚事黄了。她说，等他们感情稳定了，结婚一年再加名。但女方看来，这个承诺比较虚，他们希望朱斐的未来有个保障。
于是，在5月1日的订婚宴上，双方闹得「不太高兴」——在宴席上，媒人孙桃花拿出已经写好的信纸，一式两份，作为契约，上面写着：席阳本人与父母亲，承诺并同意，席阳与朱斐结婚一年后，房本上加上朱斐的名字。
当时朱斐的大哥也在，看到这张纸上的内容，他指出，「一年后」这个说法不合适，一天也可以是「后」，几年也可以是「后」，他建议，划掉这个「后」字，在结婚一周年当天加名。
两家就这个「后」字掰扯了很长时间。甄丽不高兴，「当时我就有那个心思，今天别订婚了」。当然她没说出来。他们家每个人都签了字，订婚宴就这样结束了。
接着就是第二天，两家一起吃过午餐，席阳让朱斐陪他去自来水公司，补办家里水表的票据。补完了，他说怕丢了，让朱斐陪他去新房，把发票放下。下午，强奸案发生。
朱斐的母亲是最早知道此事的家属。案发后，下午6点51分，她做好了晚饭，纳闷女儿怎么还不回家，给她打电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接，一接通，那边「哭得撕心裂肺」，朱斐说：「妈，我被席阳给强暴了」。妈妈安慰女儿，「不要哭，不要着急，回来再说」。
晚上七点多，席阳开着车，送朱斐回家。朱斐母亲没有让他们进家门，而是让席阳把车开到了僻静处——她说，那天，朱斐的三个哥哥都在家，她怕他们打席阳。她想和席阳谈谈，但当时她知道的信息很少，只是电话里朱斐的一句话，她被强暴了。
谈话时，席阳开了行车记录仪，朱斐和她母亲不知道。5月2日晚7点27分，录音开始。
这段谈话大概有半小时，一直是朱斐母亲在说话。她大概是这样讲的：
「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慢慢地交往，给对方安全感、信任感，（你这样）只能带来反感。」「你不该得到的，你提前得到了……你要把我闺女一生毁了，说明你原来都不打算娶，你不敢担这个责任。你要是现在做了（发生性关系），房本不敢那啥（加名），那你就是玩儿。你说玩，咱们就玩？」
「明天民政局不上班，后天上班。后天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，再写个约，把房本（加上朱斐的名字）……等（你家）下一批猪卖了，把钱（剩下的8.8万彩礼）给我拿过来。明年你们举行婚礼（2023年是朱斐的本命年，当地风俗认为，本命年不宜结婚），就行了。」
她说话的间隙，席阳一直在附和，表示同意。朱斐没怎么说话，一直在哭。半个小时录音里，就听见她说了两句话。一句是，她跟母亲说，「妈，他不让我回家」。母亲希望把事了了，俩人尽快结婚，但朱斐说，「我不同意，我要是有啥变动呢？」她母亲问她，「能有啥变动？」
转折发生在事发当晚。从这一晚开始，变成了两位母亲、两个家庭的战争。
晚上8点多，席阳到家，进门就找房本。母亲甄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了，他说，要给朱斐在房本上加名，他们发生了性关系。席阳把甄丽拉到车上，让她听行车记录仪的录音。听完，甄丽很生气，「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」，她觉得既然订了婚，（性关系）是可以发生的，但对方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。
县城另一头的朱家，朱斐一直在哭，朱斐母亲心疼，也着急。她一直在等，等他们的电话，打来道歉，说他们会妥善解决、弥补，但她没等到——她说自己要的是一个态度，是尊重，是女儿婚姻的保障。
夜里10点多，她不想等了，主动打给甄丽，但甄丽说，他们成年了，订婚了，「发生这点事也正常吧」，她说自己女儿（席阳的姐姐）就在订婚后和未婚夫住在一起。这话让朱斐母亲很生气，「你们闺女这样正常，我家闺女这样就不正常」，这事不解决，她就报警。「你想咋弄就咋弄吧」，甄丽回复她。
晚上10点52分，朱斐母亲真的报了警。10点55分，警察打给席阳，是他姐姐接的电话，否认了强奸——为了保护儿子，甄丽把席阳的电话卡卸了，换到了自己手机上。无论谁想联系席阳，都由母亲代为回应。
事发第二天，5月3日，朱斐的大哥找到朱家，再次提议，给朱斐房本加名、付彩礼，两人结婚。但席家不同意，甄丽觉得被要挟了，「他们咄咄逼人，我接受不了」。朱斐的大哥愤怒地离开了，走时他说，自己在北京有房，在当地也认识人，甄丽回击他，「你看你开那车，5000块都没人要」。席阳的姐姐还报了警，告朱家诈骗，警方没有立案。
事发第三天，5月4日，情况有了变化——法律规定，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不超过3天，如果3天内不撤案，就要进入司法程序。警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4号晚上，在阳高县一位民警的调解下，两个家庭达成了和解方案：第二天上午，双方在县城行政中心，签一份合同，男方承诺在房本上给朱斐加名，并注明共同所有，在公证部门公证，双方领结婚证，此事结束。
但很巧的是，房本不在当地，它被席阳姐姐带到了她的居住地北京。她要当天从北京赶回，送还房本。席家称，这是她拿其他文件时不小心带走的，但朱家认为，这就是故意的。
总之，5月5号上午，朱斐一家在民政局门口等到了快12点，席阳和他姐姐以及房本都没出现。朱家人生气地回了家。此后，该案进入司法程序。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朱斐、甄丽、席阳均为化名）（本文转载自：公众号坏姐姐来了 作者：林松果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