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是罗荣桓追了一辈子的光

 哇事记   2021-08-08 15:21   162 人阅读  0 条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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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前言:    

罗荣桓用一辈子的时间,

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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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荣桓怎么都想不到,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同志关系,起源于那个火热的夏天。

那年,罗荣桓18岁,毛泽东27岁。

1919年夏天,出身于湖南衡山县士绅家族的罗荣桓,到长沙协均中学读书。他的年龄偏大,在协均中学鹤立鸡群,但年龄大意味着明事理,顺其自然得到中学创办者的赏识。

协均中学的创办者,名叫柳直荀

柳直荀是新民学会的会员,和毛泽东、何叔衡的关系非常好,而且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和杨昌济是同学,于是柳直荀和杨开慧属于两家世交。

多年后,柳直荀和李淑一结婚,便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撮合的。

毛泽东在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里》写道: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,这里面的“柳”,就是柳直荀。

18岁的罗荣桓,成为柳直荀极其欣赏的学生,相当于在罗荣恒和毛泽东之间,连起一道微不可见的命运线。

等到风云际会的时候,两人终究要走到一起。

柳直荀做为革命者,经常给学生推荐革命进步书籍,讲一些革命救国的道理。罗荣桓在课余时间,也接触到进步的革命知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老实人”罗荣桓越来越激进,越来越对现实不满意,以至于长沙街头有什么游行活动,总有一个戴眼镜的学生,热血沸腾的喊着口号。

1919年冬天,湖南爆发驱逐张敬尧的运动。

已经成为热血青年的罗荣桓,自然在声讨张敬尧的队伍里,并且参加了学界的总罢课。而发动总罢课推动“驱张运动”的领导人之一,正是毛泽东。

站在台上演讲的毛泽东意气风发,站在台下喊口号的罗荣桓默默无闻。

罗荣桓不知道,台上的青年是他要一生追随的领袖。

毛泽东也不知道,台下有个小迷弟,将是用一生时间陪他走到最后的人。

因为地位悬殊,他们并没有直接交流。

下次见面要到8年后了。

罗荣桓做为经常游行的“不法学生”,于1923年被驱逐出长沙,被迫到北京和青岛学习多年。这几年时间,罗荣桓见识了世面,也看清楚日本等列强,在中国是何等骄横跋扈。

原本想“实业救国”的罗荣桓,最终还是放下初心。

罗荣桓甚至有机会不用考试,直接凭一纸介绍信入读黄埔军校,但他从来没有参军的准备,便放弃读黄埔军校的机会,于1927年4月考入武汉中山大学。

当时正是举国白色恐怖的时候,蒋介石为了向欧美纳投名状,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。而罗荣桓却在这种危急时刻,申请加入共产党。

除了信仰坚定,恐怕没其他原因了。

大时代扑面而来,身处其中的每个人,都被裹挟着走向未知的前方。

入党入学是罗荣桓的多年夙愿,但革命处于最低潮期,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,根本容不得罗荣桓静心读书,赶紧参加革命工作吧你。

7月份,罗荣便被湖北省委派到通城县,做农民运动的工作。

他和通城的革命干部一起,利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,成功拉起千余人的农民自卫军,有几百条枪,总指挥是王武扬,参谋长是刘继宋,而罗荣桓出任党代表。

部队是拉起来了,然后呢?

新成立的自卫军战斗力太差,武器装备也不行,更重要的是,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都是新手,基本不会打仗。

这样的部队长期驻扎在通城地区,迟早要被国军剿灭的,想保留革命军队的火种,必须挂靠在党组织的主力部队下面。

于是刘继宋说:

“我和余洒度是黄埔二期同学,他现在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长,驻扎在江西修水,离通城不远,我们去投奔余洒度吧。”

大家商量之后觉得,余洒度是共产党员,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是党的部队,挂靠在那里挺靠谱。

1927年8月底,农民自卫军开赴江西修水,被改编为师部特务连,罗荣桓继续出任党代表。

分配武器的时候,给了他一把......大刀。

余洒度的部队,来源于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警卫团。聪明的你肯定想到了,这支部队就是秋收起义的主力。

所以在几天后,扛着一把大刀的党代表罗荣桓,便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。

小迷弟终于站在偶像的麾下,从此不离不弃,再也没有分开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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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军大业》剧照 · 罗荣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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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影视作品喜欢以结果倒推起点,感觉罗荣桓是新中国的元帅,就以为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,从秋收起义时就特别亲密。

这是不对的。

罗荣桓在“三湾改编”之后,继续出任连队党代表。虽然成为秋收起义的元老,但毛泽东刚认识罗荣桓,关系不可能太近。

再加上红军创建初期,急需能指挥打仗的军事干部,所以即便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工作,但在干部识别提拔方面,更偏向于军事干部。

比如林彪是黄埔四期生,正规军校毕业,上井冈山后经过无数次实战锻炼,进步非常快,便迅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。

相比林彪的快速升迁,罗荣桓的进步可谓缓慢。1929年3月林彪都做到第一纵队司令了,罗荣桓才升为第三纵队麾下的支队党代表。

一个师长级,一个正团级,俩人的差距略大。

我们现在看来,不到两年时间从连级升为团级,罗荣桓的速度很快了,还要怎么样啊。

可不要忘了,那是红军猛烈发展的时期,部队数量翻十倍,连级升为团级,属于正常水平,只要没有叛变留下来的干部,基本都升级了,完全体现不出赏识罗荣桓的意思。

那罗荣桓的转折点在哪里呢?

红四军的七大。

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,我们说过很多次了,讨论主题包括前委和军委的领导问题、军队的民主问题等等。

毛泽东反对极端民主化,要求建立根据地,而且军队必须听党的命令。

结果毛泽东是绝对的少数派,几乎没什么人支持他,大家把毛泽东喷了一顿,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。

毛泽东回忆过,离开红四军的时候,颇有些丧家之犬的意思。

但有两个人因为支持毛泽东,得到他的终生信任。

其中一个是林彪。

他在会后给毛泽东写信,鼓励他站出来,和军队的不良风气作斗争。毛泽东激动的一晚上没睡,给林彪回了一封八千字的长信。

另一个就是罗荣桓。

他没有在事后写信,而是在会议上直接站起来,说出自己的观点,举手支持毛泽东。

毛泽东看到闷葫芦似的罗荣桓,居然在“举世皆敌”的环境下,旗帜鲜明的支持自己,特别感慨:

“这是个好同志啊。”

不过毛泽东没有给罗荣桓写长信,毕竟是秋收起义出来的,支持自己是分内之事,另外在红军的初创时期,党代表在军队的影响力有限,罗荣桓的分量......不如林彪。

但罗荣桓的勇气和支持,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。

10月的时候,陈毅去了一趟上海,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事。周恩来听完陈毅的汇报,明确要求,毛泽东应该做红四军的前委书记。

11月23日,陈毅把中央指示带回红四军,前委召开会议,决定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。3天后,毛泽东回到红四军,决定整训部队,并且召开红四军的九大。

要开大会,就得准备材料。

于是毛泽东调了几个党代表,用半个多月的时间,一起走访地方和部队,进行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。

而罗荣桓便是陪同毛泽东的党代表之一,向毛泽东提了一系列问题,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一系列会议,又参与起草了3万字的决议草案。

经过近身观察,毛泽东发现罗荣桓的表现非常好,能力也特别强,不禁有些后悔:

罗荣桓同志是个人才啊,我们发现的太晚了。

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九大,也就是“古田会议”,毛泽东正式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,新发现的优秀人才罗荣桓,也被选为前委委员,以团党代表进入红四军的领导核心

1930年1月,离“古田会议”结束也就大半个月,罗荣桓被越级提拔为纵队政委,和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合称为大罗、小罗。

再过几个月,罗荣桓升为红四军政委,和林彪组成军政领导班子。

古田会议后,党代表制改为政委制。

那个不受重视的连党代表,就此成为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。

然而这只是开始,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

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,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,被迫到后方“养病”,其实就是被边缘化了。

贺子珍回忆道,当时没人敢同毛泽东说话,没人敢来看毛泽东。

毛泽东自己也说,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,连一个鬼也不上门。还好,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

既然中央苏区的创始人被边缘化了,那些和他亲近的人,纷纷被调离关键部门。

福建省委书记罗明,被扣了“罗明路线”的帽子,江西的邓小平、毛泽覃、谢唯俊和古柏,也被批判调动。

而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,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,被调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。

说起来都是政治部主任,但远离主力部队的罗荣桓,其实是被贬谪了。

谁让你是秋收起义的人马,谁让你们不能和林彭一样领兵打仗,在一边呆着去吧。

这种局面下,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。

但就是这样的日子,罗荣桓也没说一句软话,没说一句毛泽东的不是,每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,然后和邻居邓小平绕池塘遛弯散步。

对于因自己而起又因自己而落的罗荣桓,闲居的毛泽东深深记在心里。

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,毛泽东重回领导层,随后便把罗荣桓调回红一军团,做政治部副主任。

之所以做副主任,是因为主任有人做了,不能直接换人。

到了抗战开始,林彪聂荣臻执掌115师,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,排名第四位。

但事情变化太快。

刚打完平型关战役,聂荣臻便分兵创建五台山根据地,林彪又在1938年3月被阎锡山的哨兵击伤,到底谁来接替115师的军事主官,是个问题。

主要人选就两个,政治部主任罗荣桓,以及旅长陈光

毛泽东收到林彪受伤的消息,当天夜里就致电罗荣桓:“林之职务暂由你兼代。”而同一时期,朱德和彭德怀代表八路军总部发来命令,决定陈光代理师长职务。

经过一番交流,还是朱老总的意见占了上风,陈光做了115师的师长,罗荣桓做师政委。

从这里就能看出来,朱总司令,那是真 · 总司令。

虽然毛泽东的命令没能奏效,但他偏爱罗荣桓的意思,已经表露无疑。可见从此时起,罗荣桓已经成为他最信任的人。

可谓是,君投我以木桃,我报之以琼瑶




平型关大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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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不是说罗荣桓用站队的方式,就能跟着毛泽东崛起。毛泽东做为古今中外领袖中的顶流,想得到他的赏识提拔,绝不是站队就能完成的。

站队只是加分项,不是唯一选项。

事实上,罗荣桓做为唯一的政工元帅,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最强能力是政工。

那政工和政委到底是做什么的?

这又是一个必须说清楚的问题,说不清政委做什么,就不知道罗荣桓历害在哪里,甚至会受到《亮剑》的影响,以为“团长管军事、政委管生活。”

红军最早的政工文件,是193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——《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》,文件里明确规定:

为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红军中的领导,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。

他是代表政权和党的双重意义,执行党的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。

政委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、军事行政的权力。如果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,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,但必须报告上级机关。

政委在政治方面可单独发布命令,必须在委任、作战命令上副署签字。

我们总结一下就知道,政委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:

确保军队能执行党的路线政策。包括打土豪分田地和群众路线等等,人民的党能打造一支人民的军队,政委绝对是中流砥柱的作用。

监督军事主官执行党的一切命令。不论命令的对错,政委都有义务让军队严格执行,否则就不是党指挥枪。

对于这两项工作,罗荣桓都做的很完美。

我们先来说第一项工作。

在秋收起义的时候,罗荣桓是党代表。因为参军不久,他不懂政治工作要做什么,便去请教连长。

但连长也不知道如何解释,就给罗荣桓说了一些卢德铭的带兵经验,比如卢德铭不带警卫员、和战士吃一样的伙食、战则冲锋退则殿后等等。

罗荣桓听明白了,党代表必须是真正的共产党员,自己先做到艰苦朴素,才能要求战士们做到。

这一关罗荣桓没问题,很快就过了。

然后就是以党代表的身份,在部队推行党的路线政策。这种事需要长时间的工作,并且总结经验,才能形成一套工作方法。

经过红四军的各种岗位锻炼,罗荣桓和同志们,总结出政治工作的七步曲:

分谷物给贫雇农发动群众。
组织宣传演讲给群众讲道理。
建立工会和农会组织群众。
组织赤卫队武装群众。
建立党组织领导群众。
开办培训班训练群众。
分配土地给群众建立争权。

这七步曲走完,基本就完成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了,而这套政治工作流程,又让红军越打越多,逐渐发展壮大。

所以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里说,哪个连的党代表较好,哪个连就比较健全,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。

而罗荣桓实践—总结—执行,就是那个较好的党代表。

除此之外,宣传也是政工的一部分。

1932年4月,红一军团攻克福建漳州。在进城以前,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,召集各级政工干部开会,命令他们约束部队,严格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政策,打出红军“正义之师”的旗号。

而且罗荣桓召集宣传人员,印刷了很多宣传红军的材料,以及日本占领东北以后,中央的抗日宣言。

软硬两手抓,红军的名气便出来了,很快传播到福州、上海、广州和港澳。这些发达地区的人们才知道,哦,原来红军和蒋介石不一样。

关于政治工作,罗荣桓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:

“政治指导员,绝不能成为事务主义者,更不能代替行政工作,而是在政治工作中加强军事行政,要在耐心和不断的教育中,逐渐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。要用老师教学生,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战士。”

红军、八路军和解放军,为什么是人民军队,为什么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?

不就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本政策,并且用主义改造战士,让每个战士成为有信仰的革命军人嘛。

以上这些成绩绝不是打仗就能完成的,而是给力的政工人员,才能做成的大事业。

你说政工重不重要,罗荣桓厉不厉害。

然后再来说第二项工作。

辽沈战役的时候,毛泽东命令东野攻克锦州,把国军封锁在东北歼灭,完成“关门打狗”的战略构想,要不然的话,东北和华北的国军一旦汇合,各地解放军的压力就大了。

但是林彪觉得锦州太难打,准备集中兵力打长春,好不容易被毛泽东和东北局常委劝住,才调部队去打锦州。

可事到临头,部队都到位了,林彪又动摇了,给军委发电报要回师打长春。

参谋长刘亚楼找到罗荣桓,说了林彪的打算,罗荣桓怒了:

“军委的命令都到了,你却不执行,发哪门子邪?”

林彪有自己的顾虑:“关内傅作义部增兵葫芦岛,原本准备了一桌子菜,来了两桌客人,这饭怎么吃?”

但罗荣桓不松口:“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。再说了,打锦州是中央军委、毛主席已经批准的,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。

林彪:“我是建议军委,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,否则就打长春。”

罗荣桓:“给军委的电报说打长春有利,打锦州困难,倾向性很明显。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。

发现没有,林彪不想打锦州是考虑军事问题,罗荣桓催林彪打锦州,考虑的是执行军委命令的问题。

他们的顾虑都对,无非是各司其职而已。

最后毛泽东发电报,把林彪痛骂一顿,林彪才下定决心打锦州,完成“辽沈战役”的胜利。

正因为政委罗荣桓坚决执行军委命令,一直劝林彪打锦州,毛泽东才有了那句:

长征不是难堪日,战锦方为大问题。

保证军队听党的指挥,不折不扣的执行党的命令,才是合格的政委。

从这个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诗,就能明白诗里的意思。




林彪、罗荣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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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说说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吧。

罗荣桓对毛泽东的感情,可以用一个字说清楚——忠。忠诚到不离不弃,忠诚的顶礼膜拜。

1937年刚到延安的时候,罗荣桓是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,刚到任就组织各单位学习毛泽东的两篇报告:

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。
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。

1938年9月,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,批评了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的观点,并且不允许打硬碰硬的消耗战,强调游击战争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参加会议的罗荣桓,马上在小组会上用115师的战绩举例,来论证游击战争是正确的战略。

到了1944年7月,罗荣桓发表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》,表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,做为斗争的武器,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。

于是罗荣桓成为党内,最早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级领导之一。

可能在阴谋论者看来,这些事的目的并不单纯,但我觉得吧,自从青年时代开始,罗荣桓便视毛泽东为老师,把自己当作学生。

不论个人感情,或者成功实践经验,罗荣桓都打心底里认为,毛泽东是对的。

这是阳谋,不是阴谋。

但罗荣桓的忠,不是愚忠,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。

59年后林彪出山,开始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,并且总结出所谓的“30字方针

带着问题学,活学活用,学用结合,急用先学,立竿见影,在用字上狠下功夫。

而且林彪说,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,不管遇到什么问题,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。

对于林彪的说法,罗荣桓就特别生气,如果毛泽东思想是顶峰,那以后就没有发展了嘛,这怎么可能呢?而且怎么带着问题学,夫妻俩吵架还能去毛选里找答案?

于是罗荣桓的意见是,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,而是学习毛泽东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论。

后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会议上,讲了“一条线五结合”的学习法。

一条线,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党史为线索。

五结合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马恩列斯著作相结合、和党的路线政策相结合、和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相结合,和专题研究相结合、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。

只有如此,才能学到毛泽东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论。

我们现在来看,毛泽东能做成开天辟地的大事业,肯定有迹可循。

那么把他的功业放在时代背景里,用理论、政策和战役做工具,分析他的做事方法,然后用他的方法论来分析现在的事,其实是一条真正有用的学习方法。

做到这些,他才是我们,我们才是他。

罗荣桓的学习法,其实是对的,比林彪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

林彪听到罗荣桓的讲话,生气了,和周围的人吐槽:“什么林罗,林罗要分开,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。”

但是毛泽东曾给罗荣桓写信:

“荣桓同志,你宜少开会,甚至不开会,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,对你身体好些,否则难于持久,请考虑。”

信里的措辞和叮嘱,根本不像么得感情的革命同志,反倒和心心相惜的朋友一样。

他偏向谁,认可谁,不用多说了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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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12月,罗荣桓去世。毛泽东听到消息几天没睡好,想来想去,提笔写下一首吊唁诗:

记得当年草上飞,红军队里每相违。
长征不是难堪日,战锦方为大问题。
斥鶠每闻欺大鸟,昆鸡长笑老鹰非。
君今不幸离人世,国有疑难可问谁?

新中国的元帅里,能让毛泽东说出“国有疑难可问谁”的话,可谓绝无仅有,本身就代表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?

因为毛泽东和人说过,罗荣桓无私利、不专断、抓大事、敢用人、提得起、看得破、算得到、做得完、撇得开、放得下。能和我共事一辈子的人,只有罗荣桓,还有邓小平。

看看这些评价,你可能产生错觉,这不只是评价罗荣桓,也可以用来说毛泽东。

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,毛泽东把罗荣桓当成军队里的另一个自己。

他们都是一样的人。

而那个到长沙求学的衡山少年,用一辈子的时间接近偶像,最终成为了他最想成为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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